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
　　《易》的思维方式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所谓整体思维，就是以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观点（即世界观和人生观）来看待世界及其一切事物（包括人与人、人与物）的思维方式，它把世界看成一个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有机整体，一个复杂的巨大系统，特别注重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整体联系。而且还把每一个事物各自视为一个小的整体、一个小系统（即物物——太极），并将每一个小系统放在大系统的联系当中去加以认识。 
　　研究、考查和把握，因此，站在整体思维的立足点去看，要想了解小系统，就必须先要了解大系统的运作。了解了大系统和这个有机整体，才能充分地把握全局，把握要领。换言之，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就是从整体出发，最后回归到整体上来。这就是东方式的整体观，是大异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色，也是让“老外”们感到惊异和努力去寻求灵感的地方。除爱因斯坦先生外，还有一位大科学家曾对中国传统的哲学及思维方式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他就是耗散结构的创立者，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他在发现西方的经典科学只注意把对象分解为简单要素（如基本粒子、生物大分子、核酸蛋白等）来研究时，会产生很多误区和盲区，因此，转而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注重研究事物的整体性、自发性、和谐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从混饨到有序》的中译本序言中指出：“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易》整体思维把世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根本特点是“天人合一”即认为天体与人体是相类、相通、相渗透的；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是一理相通，一气相通的；是整体统一的。人生天地间，禀天地之气，天是个大人，人是个小天，“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等等。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解释模式，对我国古代世界观的形成、古代医术的发展、艺术的创造以及科技、兵法等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中国人有“重合轻分”的思想；有“大一统”的思想，有“委曲求全、求同存异”思想；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对外来文化有“兼收并蓄”的思想，这些基本上都渊源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又比如中国的医术，从来都是反对孤立地看待人身上任何一种症候、变异和病象。它主张从个体的全身、家庭、环境、社会影响等方面来探讨致病的决定因素，来促进健康，防范疾病。俗话说，西医治人病，中医治病人，这是很有见解和有一定代表性的。又比如艺术创造，中国的艺术家们追求的是那一份神韵，那一份意境，那一份风景和那一份情采，宁可局部疏略，也要换取整体的传神效果，“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二、“阴阳”的辩证思维方式
　　“阴阳”的辨证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人认识和对待事物、处理问题的一种基本法则，一种独特的思考路数和思维习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它，用以观察、探究和改造着周围可知或不可知的人文世界和物理世界。它的观点认为：“阴阳为万物之本”，世间万事万物无一不可用阴阳笼而统之。“一阴一阳之谓道”，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一方的存在必有另一方相对应，失去一方则另一方亦不复存在。二者不可或缺，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式的“阴阳之道”。“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乃有八卦，八个经卦两两相合，乃有六十四卦。因此，阴阳之理，阴阳之妙，也就全在其中了。 
　　在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上，则更是充分而广泛地运用了一阴一阳的辩证思维规律作为认识人体的生命活动及疾病过程的思维方法和形式。揭示出了许多关于人体生理、病理、病因、诊断、治疗等不同方面、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阴阳”关系。古人云：“欲赅医易，理只阴阳”。可谓一言中的，中医学也可谓阴阳调和之医学也！有关医易方面的详细报导，我们将另选议题。而除了典型的中医学在充分运用了或者说是借用了阴阳之说外，中国古代的军事学、数学、天文学等多学科，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公认和瞩目的成就，同样都少不了这种一阴一阳的辩证思维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据此，美国康灵钟博士也认为，量子力学中各种物理量的量子转换、物质与光辐射的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等提供的物质和超物质及相互关系的哲学概念，都可以从《易》阴阳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中得到说明：著名美藉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从（易》的阴阳消长理论中得到启发，提出了原子能态二组的奇偶性虽是不灭的，但不是不变的，而且存在着盛衰消长变化的理论。这一重大发现使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以上所述，足见一阴一阳的辩证思维的“动人之处”和“迷人之处”。 

　　三、取象比类”的象数思维方式
　　象数思维方式是指在人类的思维活动过程中，借助一种具体的“象”、“数”（严格他讲，“数”以定“性”，“数”便是“象”。）并以此为工具，去进行认识、领悟、模拟、触虫类旁通的一种思维方式。又称唯象思维、意象思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发展成形于《易》。即《系辞传》中所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于是便产生了八卦，同时也形成了象数思维，这一形成过程表明人类的思维活动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类推比附和联想的阶段。 
　　象数思维方式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取象比类”。所谓取象中的“象”，就是形象、具象、物象、现象。“易者，象也。”“卦者，挂也。”挂上一种直观可感的象，通过人们的联想或想象这个中介，用来阐发事物更深层的意趣、意旨和事理，从而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因此，“易说一物，非其一物（朱熹语）。” 
　　“取象比类”的象数思维方式对锻炼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思维能力，推动古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天文学家，借用象数显示星体的方位及星转斗移的周期；历法学家借用象数描述日月往来、阴阳消长、四季物候的变化的节律；地理学家用以标志地理分野；医学家用象数来描述人体脏器和生物节律，并且历代的医学名家都把学习、掌握、领悟《易》的象数思维方式作为名医的必备条件。“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也！”化学家用象数来论述丹鼎炉火及物质转化；律乐家用象数表达律吕音节的损益法则……如此，足见象数思维方式的普通永恒的科学魅力，即使对于日渐完善的现代科学方法而言。 
　　“圣人作《易》，将以顺性命之理”，象数思维方式除了给我们在科学观上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便法门外，还对我国古代人们的人生观、艺术观的形成，产生了迥然有别于西方文明的特殊效果，培养了我们古人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的澄明透亮的心灵。有人称东方的中国是个很“艺术”的国家，这“艺术”的源泉来自哪里？我以为，这“艺术”的源泉在很高层次上讲，就是来源于生动活泼的“实践”，来源于象数思维方式。因为，易的象数思维总是离不开具体客观朴素的物象，并总是开始于“物”，立足于“象”，自始至终保持着事物原貌的直观性与完整性，并力求富于微妙性与暗示性。如“言外之意”、“画外之意”、“得意忘象”、“得意忘形”都是象数思维立象取意、索意、尽意所产生的妙不可言、妙不可传的“惊人”效果。英国人雷诺滋云，挂一幅画，等于“悬挂了一个思想。”悬挂中国画，亦等于悬挂了“东方”思想，真善美在此中，万事万物之理在此中，民族的骄做也尽在此中。这便是东方中国“国粹”式的象数艺术给世人的无与伦比的艺术享受。 
　　可见，被世人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其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科学艺术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古往今来中西方任何一部典籍所望尘莫及的。尤其是经过几千年来的不断充实、不断发展和完善，《易》的思维方式，在经过千年的风雨洗礼和考验后，更是“椰风挡不住”！久而弥补。在世界文化史上，在人类知识史上，科技史上，都有着它自己鲜明突出的地位，有着它自己永不褪色的一道风景线。